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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1920:凯尔森、米塞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

(2018-06-23 01:35:12)

文/ 德国弗赖堡大学博士生 陆洋,

于 维也纳


    《货币战争》和其他阴谋论里津津乐道的犹太人用以掌控和操纵各国政治经济的秘密团体真的存在吗? 按照宋鸿兵的理论,洛克菲勒不过是犹太王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代理人(反对和支持的证据当然都很多,比如 David Rockefeller获得美国犹太神学院1953年的世界友谊奖,Godfrey Stillman Rockefeller迎娶犹太女Helen Gratz,以及旗下机构对对犹太机构的诸多资助和捐款。正如川普将女儿嫁给Kushner和对以色列的力挺。),1913年创建于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犹太人的紧密联系究竟是阴谋论者的污蔑,还是确有其事呢? 

      192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帝都维也纳,政局跌宕,社会剧变。乱世出英雄,文化和艺术上更是迎来了全盛,赫赫有名的维也纳学派(内部分为很多不同的小圈子,互相有联系,也有攻讦,跨学科在当时一时为盛。)在物理、哲学、文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里雄视天下。诸多学派里,犹太人占的比重都相当之大,据说当时维也纳全部人口中犹太人占到12%,内城犹太人占到20%,教授里四分之一都是犹太人,律师里犹太人则占到一半以上。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精英阶层里的犹太关系网森罗密布(游刃有余于几个关系网间的人则成为重要的关系网连接点,从中牵线搭桥而身具巨大的社交价值,比如同时作为凯尔森和米塞斯的学生Felix Kaufmann就是八面玲珑,还侧身在Moritz Schlick的哲学圈子中。凯尔森本人也混迹于好几个社会学协会和成人教育机构里。),关系圈里的犹太大佬手中掌握和垄断着如教职和资助等大量资源,来自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在战前就大量资助圈内人赴美留学访问,更是在战后犹太学者逃亡中发挥了提供签证、职位和资金的关键作用。

      一家人从东欧刚迁到维也纳 Josefstadt区不久,卖灯饰的犹太小商人之子,凯尔森靠勤学苦练考上了重点高中,和同样刚移居到维也纳的贵族犹太青年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交上了朋友(算起来两人是老乡,同在加利西亚(今乌克兰)的Brody和Lviv相距不到90公里。两人不但终身好友还是“生死同年 ” ,同样生于1881年,死于1973年。凯尔森1973年4月19号在伯克利撒手人寰后,米塞斯则在当年凯尔森生日那天,10月10号,也在纽约悄然长眠,巧合还是注定,耐人寻味。)。 米塞斯和凯尔森两人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均持激烈批判态度,和Max Adler, 社民党左翼Otto Bauer等犹太马克思主义圈子论战(当然,在某些阴谋论者口中,这不过是精明的犹太人在玩黑格尔辩证法,两头下注)。

      凯尔森还有个惺惺相惜同样爱好哲学的犹太好友叫Otto Weininger,此人后来变成了极端自我仇恨的反犹主义者并在写就反犹神作 《性与性格》后自杀。

       凯尔森终其一生,所交好友和学生也多是犹太人,这倒不是因为凯尔森故作清高,而是因西欧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社会隔离和种族歧视,写论文时跑去海德堡听课,愿意和他聊上两句的也只有一名犹太人教席助手,然而凯尔森依然对大拉比之子耶利内克不以为然,颇有"彼可取而代之"之意。米塞斯亦然,正如哈耶克(奥派第四代)在《米塞斯自传》里写的那样,米塞斯(奥派第三代)终其一生都感到在维也纳格格不入。凯尔森当然也感到格格不入,不同的是,凯尔森更精明而具妥协性,不仅接纳甚至有意识地保持和利用这样一种貌似中立的局外人身份;而米塞斯则太过固执和直率,所以凯尔森得以在维也纳大学里执掌教鞭和资源成为学术界局内人(凯尔森能进相当保守、排犹和高傲的维也纳大学当教授当然也离不开一战时在国防部累积下的关系),而米塞斯则只能混迹在大学外的边缘学术团体里举办私人讲座当“民科”。

       特别表现在立宪过程中,凯尔森力图利用自己的中立身份成为各党派都能接受的调停者,包括后来以无党派身份被社民党右翼(左右之分即在于社会主义要不要国家,左派代表犹太人马克思等拒绝国家主张共产国际运动;右派代表犹太人Ferdinand Lassalle则坚持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国家才能实现,系德国社民党SPD创始人。)Karl Renner推举为宪法法院法官,实质上则被视为社民党的特洛伊木马并最终被赶下台。

      伪装中立失败,凯尔森拒绝屈辱地成为社民党羽翼下被贴了标签的法官并出走维也纳,转而接受时任科隆市长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战后成为西德第一任总理和基民盟CDU首任党魁的Konrad Adenauer的邀请到科隆大学任教。

       当时很多新兴学科如社会学未获大学承认加上大学的排犹态度,“民科”等学术NGO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的资助下蔚然成风,实现了“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isierung(另类机制化)”。犹太人凯尔森和米塞斯作为圈中大佬,掌握着关键的社交资本(学术人脉)和金钱资本(基金会资助),资本不断累积和集中,获得犹太学术教父如凯尔森的青睐就等于拥有了一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长期饭票:而这些资源是否对你开放,仅仅取决于你是否属于圈内的自己人。

        不仅米塞斯自己拿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成立了经济景气研究所,诸多门下弟子也获得个人奖学金赴外国深造。1930年代时米塞斯还打算再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所收罗他和凯尔森的学生;凯尔森亦通过私人关系网,特别是和国际上门路广阔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关系(凯尔森还是熊彼得的证婚人),举荐自己的学生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 英国、美国、法国深造社会学和政治学,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成为第一个洛克菲勒法与国家学研究员的Eric Voegelin, Voegelin 曾参加身为犹太女婿的Karl Jaspers的研讨课,并且在1938年因拒绝附和纳粹被盖世太保追捕时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签证和资助得以逃离欧洲。还有犹太人 Erich Hula,作为凯尔森的学生一直享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不仅游历法国、美国、法国,还跟着凯尔森作为只听命于他的私人助手(工资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直接给付)在基辅和科隆吃香喝辣,甚至因此招人妒恨。

       这充分说明,跟上一个有资源好老板有多么重要。凯尔森一方面对于自己人不吝扶持,另一方面也注重扩大自己的圈子积极收罗新人,比如在科隆时每周都邀请学生去他的办公室面授机宜,难怪被誉为维持关系网的天才。科隆时的学生Hans Mayer因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被纳粹追捕,写信向凯尔森求救,凯尔森二话不说就帮他在社会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犹太人Max Horkheimer的刚从法兰克福迁到基辅的社会学研究所里争取到了一个有研究资助的职位。凯尔森简直是学术界里类似江湖及时雨宋公明一般的人物了。

       1933年凯尔森因纳粹的《恢复公职法》被科隆大学“休假”,回到维也纳即通过米塞斯的介绍,得到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的经济学家贝弗里奇提供的一个在LSE的教职,被凯尔森以自己英语不好为由拒绝。于是三人便继续通过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上下活动,为凯尔森谋得一个在基辅IUHEI任教的机会,凯尔森还带了好几个自己的学生来到这里,比如犹太人John Herz,此人后来还因为凯尔森的推荐成为纽伦堡审判的顾问之一;还有双双在凯尔森指导下获得国家学博士学位的犹太人老乡Rohatyn兄妹两人,凯尔森则为他们争取在IUHEI的博士后奖学金位置,反正这些奖学金其实都是最终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掏腰包 ( 后来两人返回维也纳,在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SPSL)的资助下逃亡英国,SPSL原名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 (AAC) ,创始人正是贝弗里奇)。原来这所学校本来就是担任校长的瑞士经济学家 William Rappard 靠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27年资助成立的,此后一直继续接受资助至1950年代。凯尔森和 William Rappard 早在1929年就开始了书信来往,每听到有空余教职便竭力向其推荐自己的学生。

       凯尔森的私人助手Erich Hula在凯尔森被“休假”事件后,基于凯尔森的推荐和读博士后时在美国的人脉速度申请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refugee scholar(难民学者)"名额,于1934年得到了去在纽约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海湾石油老板、犹太商人Hiram Halle在1919年资助成立的新社会研究所后来成为有名的专门收容被纳粹驱逐的学者的“流亡大学”)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NSSR) 的机会。 随凯尔森来到科隆的学生还有Leo Gross,同样曾经是洛克菲勒奖学金获得者,在科隆照旧拿的是与科隆大学无关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单独资助。1933年凯尔森离开科隆后,直接给他安排了一个在LSE两年的博士后奖学金职位,让他去投奔凯尔森的另一个学生——国际法学家Hersch Lauterpacht,人家则早从1920年代初就在LSE工作了。

      混得最惨的大概是凯尔森的学生、犹太人Fritz Schreier,1938年被先后关入Dachau和Buchenwald集中营, 逃出后投奔在基辅的凯尔森,后者为他同样在IUHEI安置了一个奖学金职位。

       1936年,凯尔森又通过 同属规范主义法学阵营的同事František Weyr 以及同属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犹太人Franz Xaver Weiss的帮助,获其好友捷克总统 Tomas G. Masaryk 首肯,去布拉格执掌教鞭,直至1938年被反犹学生驱逐。

       1939年,大战开始,凯尔森感到,继续呆在瑞士也难以保证安全,遂开始活动去美国的事宜。通过从维也纳移民纽约的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犹太法学家Felix Frankfurter,凯尔森得到其和同事罗斯科·庞德的共同推荐,加上此时拿着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已在美国的学生Leo Gross为他奔走,希望能进入哈佛大学担任教职,工资全部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靠这种自带资金进组的方式,凯尔森的很多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谋得了教职)。但哈佛大学依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凯尔森研究的不属于美国视角的法律方面,而属于哲学和社会学方面,最终凯尔森被安排到了加大伯克利的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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